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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宫肌瘤进京看病受骗记

分类:子宫肌瘤 74 0

6月7日,安徽省安庆市农民张平来北京给妻子余秀兰治疗子宫肌瘤,希望能寻求到可以保留子宫的切除手术。然而,当天的遭遇改变了他们的设想,一群医托以“只吃药、不开刀”为诱饵,把他们带到位于首都师范大学附近的“北京国*中医门诊部”。在这里开了8001 元共90包中草药后,张氏夫妇当天就被众医托送到北京火车站返回了老家。回去以后,余秀兰吃了10包药,感觉却越来越不好。经过回忆这段离奇的看病经历,他们意识到上当受骗了。6月27日,张平重返北京,把情况举报到海淀区卫生监督所。6月29日,张平给本报打来电话,讲述了自己被7个医托“接力”欺骗的经历。随后,记者参与了张平的举报和追讨过程。

组团忽悠——用接力赛方式把张平骗到门诊部

“我老婆得了子宫肌瘤,是安庆市的医院给检查确诊的。老家的医生说要想治好,得把子宫切掉。可她才30岁,我们都不愿意。后来,听人说北京安太医院的杨主任能做保留子宫只切肌瘤的手术,我们就凑了8000多块钱,去北京看病。

“6月7日,我们在北京西站下了火车,找去到这家医院的54路汽车。这时,两个卖地图的男女走上来和我们说话,问我们去哪里。我毫无防范地说了实话。他们马上说:‘你们不知道呀,这个医院早就给曝光了,你们不要去了。’我将信将疑地想,既然来北京了,还是去看看再说。他们说,真的想去就要过天桥到路那边去坐车。

“他们主动把我们带上天桥,刚走几步路,看见一对男女在打电话。女的说:‘安太医院杨主任的电话怎么打不通啊。’我好奇地问他们怎么回事,那女人说,她半年前在那里做了手术,现在子宫肌瘤又长出来了,她要回去找麻烦。我们4个人边走边说话,刚下天桥,遇到一个中年男子,天桥上的女人很着急地问他安太医院怎么走。那个男的说,看病别过去了,这个医院被曝光了。他亲姐姐在那里做手术失败了,后来到别的医院治好了。天桥上的女人问这个男子的姐姐在哪里治好的,他说是在北京**中医门诊部治好的。那里的杜大夫医术高,不需要开刀,吃药就行了。他们极力劝说我们去这家门诊部,听到这些,我就稀里糊涂地跟着他们走了。

“一路上他们领着我们坐374路车来到北京**中医门诊部。花3 0元挂号,杜淑云大夫把脉、看舌头,问了月经情况,说要吃3个月的中药,并给开了处方。我拿着处方去药房划价——8001元!他们问我有没有这么多钱,我身上的肉都跳,但是求医心切,就问杜大夫吃药管用不。杜大夫说,吃3个月的药肯定会没有了,吃4个月的药肌瘤永不复发。杜大夫的话让我下定决心交钱买药,门诊部把90包药装在两个写着中国旅游的帆布大包里给了我们。

“当时,门诊部里坐了不少人,手里什么都没有拿。其中一个人对我说:‘我老婆6年前在这治好的,现在已经怀孕了,来复查,搞些保胎药吃。我们同病相怜,今天要回去,一块走吧,北京站也有去合肥的车。’接着他们打车把我们送到了北京站,并帮助我们买票、送站,最后嘱咐我,火车站什么人都有,太复杂,不要随便和别人讲话。

“回到老家后吃了一周的药,我老婆觉得胃里烧得受不了。我把这药拿到当地的中医院请大夫看。大夫说,这里面都是很普通的药,没有那么贵,你们可能上当了。听了这话,再仔细回想当时奇怪的经历,我恍然大悟,我们被一群骗子骗了!前前后后一共7个人,像搞接力赛一样把我们骗到了北京**中医门诊部。”

举报追讨——门诊部迫于压力退钱7000多元

“他们卷走了8000元,等于卷走了我们一家人的命。我在杭州打工,家里要供养一个高中生和一个初中生,老婆身体有病,到处用钱。这8000元都是向亲戚们东拼西凑借来的,却被他们骗走,我死也要找回来!”幡然醒悟的张平决定重返北京讨回血汗钱。

在一位北京亲友的帮助下,张平向海淀区卫生监督所举报了情况。 “卫生监督所反应很快,几分钟后就告诉我到北京**中医门诊部去退钱。可是,到了门诊部,他们说必须把药拿回来才能给退。”张平当即让家里人用特快专递把两大包剩下的药寄到北京。

7月3日,药到了。张平担心钱退不回来,他恳请记者以亲友的身份一同前往,如果出现意外,再亮明身份交涉。当天中午,记者跟随张平来到这家门诊部。门诊部临街只有一个不大的门脸,迎面两个导医小姐,收费室开着电脑,五六间诊室都关着门,狭小的走廊里坐着几对男女,神情怪异地看着我们。

张平拖着两大包药刚进门,就被一个年轻男子认了出来,他连忙打开一个房间,把我们喊了进去。屋子拐角堆放着两个和张平拖进来的大药包一样的绿色药包。“你是安徽那个吧?先坐着,把单子给我。 ”这时,一个中年男子推开门冷漠地看着我们。“这是前几天卫生局通知过的,今天来退药。”年轻男子说。“给他们办了吧。”中年男子发话。

年轻男子拉开大包,看了一眼,数都没数就让张平写收条。他气势汹汹地教训张平:“药不好你们直接来,我们给你退就行了,干吗告到卫生局,你想干什么?”张平吓得手都哆嗦。男子用计算器算了算:“90包药,一共8001元,平均每包88.9元,你吃了10包,还剩80 包,应该给你退7112元。”

年轻男子拿了一大摞钱甩给张平,张平数了两遍后,高兴地走出了门诊部。送走张平夫妇,记者再次来到门诊部,拿出记者证,要求见杜淑云大夫、门诊部负责人,并查看张平妻子的处方。一个自称负责人的女子和头发花白的杜淑云接受了采访。

“按说子宫肌瘤应该到妇科看,你们内科也看吗?张平妻子的子宫肌瘤有多大?诊疗记录只有30几个字,是你们做的B超吗?吃了您开的90包药,张平妻子的子宫肌瘤就能治好吗?”记者问杜淑云。

“这里不能做B超,他们在当地做过,单子上没写多大,我也不知道。我一天看很多病人,记不清楚她是怎么回事。治疗子宫肌瘤我们内科只是给一个建议,至于说治好她的病,我开的药是活血化瘀的,能缓解症状,让炎症消退,不是说吃了药就能治好她的子宫肌瘤。” 说完这些,杜淑云匆匆走了,说有病人等着。

“按照处方管理办法,一次最多只能开7天的药,你们怎么开了3 个月的?张平妻子的处方对症吗?”记者问负责人。

“药不是我们强迫开给他的,是他自己说家远要开的。我们是有合法手续的,医生也有证件,这些资料你到卫生局去查!你拿这个处方去广安门中医院问对症不对症!”该负责人脸色铁青,但底气十足。

难抓现行——主管部门缺乏证据难打击

拿着张平妻子的处方,记者到北京同仁堂药店位于复兴路的分店询问。在划价处,营业员按照处方上的24味药一一计算,最后告诉记者,这个方子不到20元。也就是说,90包药如果在这里买,最多不过 2000元。记者说这个处方有人花了8001元买了90包,营业员说:“中药没有这么贵的。”她还细心地指出,处方上的甘草和海藻是反药,不能一起入药。“反药就是古代医生们总结的中药配伍禁忌经验,意思是两种药物配伍后能产生毒副作用,这个规矩沿用至今,我们一直遵循。”记者又拿着处方请教了北京某中医院的大夫,这位老中医说: “处方的大方向是对的,但是药开得太多,20多味药,对半药没有必要,正常来说,七八味药就够了。另外,要看子宫肌瘤的大小,有的可以吃药控制,有的需要手术,要根据病人的身体情况看。不知道子宫肌瘤大小就开药是严重的不负责任,还开这么多药,价格这么高,等于骗钱,耽误病人病情。”

北京**中医门诊部究竟有没有合法手续?杜淑云到底有没有行医资格?主管部门知不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?记者来到海淀区卫生监督所采访。负责民营医院的六科科长张强说:“北京**中医门诊部是合法注册的,杜淑云也有行医资格。告状的病人排长队,我们几乎天天查,此前办理过他们发布虚假广告的事情。卫生监督所的职能包括监督机构、人员的资质和医疗行为,至于医托,属于诈骗,是民事责任,由派出所负责。我们和辖区的恩济庄派出所很熟悉,到他们那里告医托的更多,但都抓不住现行,处理不了。”

张强说,他们的药价高,很多病人吃了亏,但是他们钻了一个空子,就是大部分中草药饮片国家发改委没有最高限价。他们卖多少钱自己说了算,只要能卖出去,卖多少都由他。除非你认为他们开了假药,你可以去药监局投诉,否则拿他们没办法。

针对猖獗骗人的医托,卫生监督所采取了一些措施。张强介绍,他们今年和北京西客站达成协议,在医托扎堆的出站口的电子显示屏幕上,播放他们制作的防止医托诈骗的宣传片。“主要告诫外地患者,不要轻信广告和传言。一旦中了圈套,要保留所有医疗文书的原件,以利于起诉追讨。”

记者拨通了恩济庄派出所的电话,把张平夫妇的遭遇告诉了他们,请求他们立案侦查,为张平挽回其余的损失。接电话的警员说,北京*大中医门诊部是正规注册的,他们很清楚。张平的遭遇就是买了个教训,不够立案的条件,因为医托不是从他口袋里抢钱的,也没法认定他们的欺骗行为,拘留不了他们。要说看不好病,顶多是水平问题,这个属于卫生部门管。

记者了解到,北京市卫生局和市公安局从今年5月起,曾联手发起过一个打击医疗机构号贩子和医托的专项行动,抓住了200多个人,情节严重的还被依法处理了。

为什么北京市的医托还这么猖獗呢?这位警员说,打击号贩子是有的,但是打击医托办不了,也没有接到这样的文件。看来,要想让更多外地患者放心地来北京看病,不在首都遭到张平一样的欺骗,北京市各有关部门要做的工作还很多。

采访手记  医托猖獗为害到何时

张平夫妇有病乱投医、众医托和门诊部用软刀子敲骨吸髓、派出所与卫生监督所心知肚明却束手无策——剖析各方行为背后的动因,事件情节展示给我们的是相关层面上存在的问题与无奈。

子宫肌瘤是一种良性肿瘤,是妇女的常见病,发病率为20%~40 %,恶变率在5%左右,一般直径小于4厘米的肌瘤且无症状者是不需要特殊处理的。但是,来自大别山区的张平夫妻对这些一无所知,医托和门诊部正是利用了他们的无知欺骗他们。另外,张平说“来北京就像到了天上”,不了解北京的医疗信息,使他们在巧舌如簧、组织严密的医托面前轻易落入圈套,任人摆布。

张平夫妇有病乱求医的盲目行为,折射出整个农村卫生面临的困境:农民没钱看不上病,有钱看不好病。当地医生告诉张平,要想切除肌瘤,就得连子宫一起切掉,这才导致张氏夫妇进京求医。这说明,农村的医疗技术水平离农民需要有一定差距,缺乏真正能为农民解除病痛的医技人才。据统计,我国每千农业人口仅有1名乡村医生和卫生员,且人员素质低,乡镇卫生院无专业学历者超过20%。农村卫生事业发展不起来,农民有病才会往城里跑。

再说海淀区卫生监督所,实际上对辖区内类似北京**中医门诊部的行为是心知肚明的,但束手无策。诚然,按照他们的说法,这里面有法律空白,有政策空子,但是作为主管部门,眼睁睁地看着这些门诊部勾结医托坑害百姓,任由群众上当受骗是难辞其咎的。因为监督力量的缺位和不作为,无形中等于纵容了那些人的不法行为。

在张平追讨血汗钱的过程中,记者发现一个细节,“这是前几天卫生局通知过的,今天来退药”,正是这句话让张平退了药,拿到了钱。可见,卫生局对这些门诊部的约束作用还是有一定效用的。那么,问题到底出在哪里?医托猖獗为害要到何时才能罢休?

观点  解决医托背后的问题

医托害人匪浅,该如何对这个“病症”对症下药,需要有特别的办法。

杜绝医托仅仅靠公安抓捕是不够的,我们需要解决医托背后的问题。受医托骗的人一般有两个特征:一是患有疑难症、大病、慢性病或不治之症;二是不了解医托现象。当患者带着急于求助的心情来到医院时,如果有人告诉他有一个专治这种病的专家,即使怀疑可能被骗,也有人愿意试一试。

因此,解决医托问题的第一个策略是建立公共医疗信息服务系统。我们已经有了像导医热线和助医网这样的组织,如果能够将现有的医疗信息系统组合,在旅馆、车站等公共场所宣传这个服务系统,告知人们当心医托骗局,就会减少很多受骗的人。

看病难也是医托盛行的原因之一。很多患者在挂不上号的情况下被医托骗了。因此,大医院,特别是名医院除了做好本院的导医工作之外,是否也可以协助“疏散”一下病人呢?例如,大医院加强合作,提高专家的工作效率,使外地病人能很快得到诊疗。这也是减少医托骗人的措施之一。

解决医托问题的第三个策略是提高对医托雇主的经济惩罚。雇佣医托的企业或个人之所以愿意冒险雇佣医托,是因为被抓到后的损失小于雇佣医托带来的收入。因此,加大对雇主的经济惩罚也可以有效地减少医托。在解决了上述这些问题后,医托就只能改行了。

摘编自《新民晚报》作者:俞卫

链接  调查显示 三成人对医托一知半解

上海市卢湾区卫生监督所举行的“规范医疗秩序、确保医疗安全” 打击非法行医宣传活动现场问卷调查显示,市民对医托行为的认识、举报医托行为的自主意识还不够。

据统计:该所总共发放了宣传问卷200份,其中65.1%的市民了解医托行为,27.9%的市民对医托行为一知半解;67.5%的市民遇到过医托的亲身经历,其中愿意举报的仅为20.1%。另外,市民对医疗广告等相关知识的了解率为46.5%。  摘编自《新闻晚报》

医托——生命和健康的诱奸者

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。疾病可能是每个人需要面对的人生课题。然而,医院里常常有这样一群人,混在医院里打着“好心人” 的招牌,物色目标,将患者骗到其他医院或小诊所中,榨取钱财,贻误患者治病良机。这就是现在所谓的恶行于市的医托。

欺诈的境界有两种,一种是骗财不伤身,一种是骗钱且伤身。医托毫无疑问就是属于恶劣的第二种,医托的欺诈不仅仅骗去患者钱财,而且耽误患者看病时间,往往导致患者不仅失去钱财,更重要的是失去健康乃至生命,是伤害生命和健康的诱奸者。

医托这个职业并非毫无技术含量的黑色职业,需要具备一定的眼力和煽动力。他们往往会盯着一些在医院看病的患者,欺负他们不了解城市情况,装作好心人开始拉近乎,再用所谓的亲身体验将患者骗到他们搭线的其他医院或者黑诊所。

那些对于城市医疗情况不了解,医托眼中的“中意目标”往往以农村来的患者为多。农村医疗知识不普及,很少接触外界,农民们往往都是迫不得已才进城看病。他们有的兜里装的是孩子的上学钱,有的兜里装的是儿子娶媳妇的钱,有的则带着几年的田地积蓄,有的则是求亲告友借的钱来到城里求医。他们希望到了城里,能治愈身上疾病,再拼命地投身劳动中,把这些钱赶快赚回来。

可是,医托不会想这些。那些贫病交加的农民,那些满眼渴望的求医者,那些在医院大厅里痛苦不堪的重病患者,在他们眼里,犹如一个个插着草标的肥羊。

经过医托的介绍吹嘘,患者来到医托指定的医院或者黑诊所,在那里被他们忽悠一顿,拿着上千成万块钱的不知名的“特效药丸”,满怀憧憬地回到家里。他们以为遇到城里的好心人给他们指点了再世神医,他们身患的疾病从此可以治愈,岂料这恰恰是他们噩梦的开始。

一些患者用了所谓神医的中药,久病不愈,好在及时清醒过来,认识到对方的疗法无效,再去大医院就诊。这类患者属于亡羊补牢,犹未晚矣。还有一些患者则因为贻误了治病的良机或假药副作用所致,需要加倍的钱去医院就诊。更有甚者,一些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就此被医托谋害。

对于医托现象的源头,经过调查,主要来源下面几个方面:相关立法不完善,在医改过程中的医疗市场混乱,执法部门对黑诊所的打击不力;大医院看病成本过高,医院公信力的丧失;一些地方医疗普及知识的传播不力等。只有彻底解决这些问题,才能杜绝医托这种诱奸生命和健康的丑恶现象,才能让社会少了更多的悲剧。 摘编自《中国徐州网》作者:本网新闻评论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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